牛学智:文学“排行榜”的意义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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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01-14 15: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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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牛学智


    几年前,那时候没有微信,我们只能通过报纸、电视了解一些信息。其中每年收官之时就有一条信息雷打不动,即作家年收入排行榜。连着几年下来,余秋雨好像一直独占鳌头,其次是韩寒、郭敬明这些“80后”和通过央视“百家讲坛”一炮走红的几个人。现在各省GDP增长排行榜、幸福指数排行榜、最宜居城市排行榜和近期的雾霾排行榜、落马“大老虎”“小苍蝇”排行榜,等等,真是花样繁多。人们对于这些繁花乱眼的排行榜,开始时,出于好奇,不但关注,而且还要议论一阵,久而久之,也就麻木了,抱着你排你的行,我过我的穷日子的态度,完全犯不着跟着瞎起哄。

  近些日子,文学作品排行榜好像又开始掀浪花了。也许“刷屏”之故,原先纸媒阅读静悄悄的局面顿时被打破了,你只要上线,满屏皆文学,甚至满屏皆文学排行榜的资讯,扑面而来,你不看都不行。最先的长篇小说排行榜已经不再那么吸人眼球了,现在各文体几乎都有自己的排行榜;最先由某些学会组织的排行榜也已经不够用了,现在是文学期刊、个人均在纷纷发布各自的“榜单”。


  作为一个不称职的职业读者,我仔细计算了一下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分配情况,结果显示,倘照单全收就着排行榜这个已经过筛选的目录依图索骥,即便不吃不喝不睡不上班不闲逛不瞎扯淡,心无旁骛一门心思阅读,至多只能解决一两个,而且多数都还只能在痛苦中完成。如此,问题就来了:文学排行榜有无必要?我的回答是,有。







1

        它按文体分类排行,方便本来文学阅读时间不多的一般读者集中精力进行阅读。按各省区(直辖市)平均一份文学期刊算,双月刊一年就得6本,单月刊12本(不包括各种各样未公开出版的刊物和形式多样的民刊),再加上国家级刊物,少说一月就出产100种之多,合计共发表各文体文学作品大概在2000件以上。又平均按2万字计算,约4亿万左右文字,再乘以十二。这还不包括年产近3000部的传统长篇小说和不计其数的网络文学。如此庞大的数量,显然不能按集体阅读来承担,而只能以个体人头计算。那么,对于一个热衷文学的读者而言,其在有效时间的有效阅读,也不过二百万字左右(这还都是多的)。如此,一年下来,用于文学的阅读,充其量还不到总生产量的万分之一。

  在文学生产的庞大山头跟前,如果没有人先行筛选,普通读者几乎一头雾水,犹如老虎吃天,无从下嘴。其结果,要么阅读相当偷懒,身边有什么就操起来翻几页,没有也从不会主动订阅,久而久之,根本称不上文学阅读;要么喜欢什么就一直关注什么,脑细胞因近亲繁殖而变得痴呆或者瘫痪,也不能说是个合格的文学读者。这个角度看,好的排行榜,实在是一种文学阅读导向,假定它的确是对优秀文学的遴选和集中,是对懒人、痴人的激活。哪怕出于好奇,总是开卷有益的。

2

    它按预期或既定价值理念排行,方便一般文学研究者的跟踪与阐释,可以适当放大某种急需的价值或叙事,对文坛风向起到引领作用。这个角度来说,社团学会组织的排行榜,恐怕要比个人或刊物自己的排行榜稍逊一筹。因为学会或其他组织的排行榜总是杂糅了太多“多元化”。“多元化”被过分强调,那就成了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而一些个人或期刊自己的选择,趣味是有点单调,但总有些突出的价值理念在里面。于有限时间有限阅读中,凝聚某些突出问题意识或经验,这本来就是文学阅读最理想的一种状态。一开始就认可者,探微烛照,得到更高层次的思想共鸣;一开始就不认可者,逆向质疑,在批判中深化矛盾面,不同主体性因冲突而观念有所松动,不啻是阅读的另一更高境界。无论怎样,如此旨趣的排行榜,的确能很好地发现新人发现新作,同时,也能巧妙给予名作家的臭作品,以一定程度的警钟,也算无声的批评。

3

        从世俗功利层面看,我可能更看重期刊本身的排行榜。大狗叫,小狗也要叫,这是一句俗语,用在文学期刊恐怕也很合适。通过各种方式的叫,推出自己的理念或导向,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并不是坏事。更何况在市场的淘汰中,读者本来需要培养和塑造。办文学报刊像烤红薯,你的大烤炉在校区或市场口占了一个有利地盘,不等于食客一定选择你的红薯。如果烤得不好,即便地理位置上占优势,食客照样有不选择的自由;另一种是一时之间不合多数食客既有胃口,但经过合适的产品推销,渐渐被食客接受下来并产生依赖的情况也经常出现。最没出息的莫过于处在不利地理环境,既不叫卖也不好好营务质量,一份刊物穷其经年之劳作,到头来只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应景资讯,甚至连年终总结都很难找出几篇像样的东西。如此刊物,不要说财政拨款不及时,就是彻底断奶,实不为过。所以,有排行榜的刊物,起码说明它们有底气,这不但是个立场问题,更是该刊物立于刊物林中的思想判断和审美判断问题。

        上面我说的优点和必要性,无非包括文学新经验凝聚、突出价值导向和培养塑造读者三个方面。它们相辅相成,把零散的个体持见或追求,把若有似无的观念意识,把和而不同或相左相斥的价值,最终以叙事的形式,呈现于实体的文本,被共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读者所谈论、引申或质疑,这便是各式各样文学排行榜的最大功能。不过,当文学排行榜功能最大化时,它的局限甚至弊端,也同样在以成正比关系骤增。有这样两个问题有必要提出来讨论。

1

        排行榜是否有能力为当前文学的经典化提交一份预案?我看未必。讨论时人的作品是否经典或要求自己经典化写作,这是伪命题。关于经典的无数定义就不转述了,只说一点,那些时隔几世纪或几十年的作品,之所以仍经常被读者提起,也时常会产生常读常新之感,不外乎符合这样几个条件。1.作者对他置身的社会现实有着超乎常人的直觉体验和感知体悟。也就是说,作者首先是对当下现实的深切体悟和观察,是为现实而写,而不是为经典而写。因为能把起源于个人体验的经验或问题,恰到好处与同一阶层的广大个体遭遇连接起来,那么,这个起于个人经验但不止于个人经验的东西,就获得了普遍性。因普遍性而获得生命力,所以,如此叙事便不容易因“事”而逝,具有了某种持久思想魅力。鲁迅杂文就是个很好例子。民国时期的时事、现实、政治、文化、人性状态,也许会时过境迁,难以建构合适的语境来理解和论证,但他缘“事”而起的思想叙事、话语方式、价值尺度,却留下来了。2.作者具有自觉的文体意识,而不是局部的修辞技巧知识和技能。以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为例。他的多篇小说都涉及小人物受到“威胁”的主题,应该很难避免自我重复。但他避免了,为什么?因为他不会简单直白的直接引语来结构故事、制造冲突。他认为这么写,无法进入社会语境深处的人性,也就不可能通过人物命运挑动普遍意识形态底盘。《一件好事儿》他居然在十年以内先后改写过三次,当然不是那个故事一定多么有魅力。故事就讲夫妻俩为孩子生日定制蛋糕,不料孩子恰在生日这天遭遇车祸,于是夫妻俩与蛋糕店老板之间展开了长时间连续性电话误解,最后化解于“吃”而结束小说体验。这样一个看起来较少受外部社会力量干预的家庭事件本身,的确孕育着一般底层人物经常性的精神挫折和困境。既然如此,不断的改写,实质上便是作者如何更有力量呈现场景的逼真,直到读者心服口服地相信小人物渡过“威胁”难关为止。这一角度看,卡佛类似小说成不成经典暂时还很难说,然而,“威胁”作为一种隐喻却不胫而走,它抓住了现代性的核心。“威胁”会不会成为今天我们时代的大问题,按照无数“危机叙事”而论,好像无需怀疑了,这种对时代整体文化症候进行审视的小说,也就显得高于其他学科了。这种成熟的小说文体意识,起码反过来支持了作者对故事的叙事,读者反复体验小说味道的时间自然也就比较长。3.独立判断、独立言说。这看起来是个道德问题,其实对于文学而言,它只能而且必定是思想问题。写什么,怎么写,写得怎样,通常为一般研究者的三段论。可是,这个看起来似乎天衣无缝的三段论,还需要作者的理性思维来支撑,否则,即便符合此三段论的阐释流程,也不过是一篇精致的工艺品,还不能称其为有生命力的艺术。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经过,就颇具代表性。读过路遥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六万多字的《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创作谈的读者,大概都会有个共识,就是觉得路遥创作太辛苦了,简直要命。其实干什么活,只要想干好都辛苦。真正奇怪的是,今天为止,许多年轻研究者在评论《平凡的世界》的时候,仍用着一套“励志”话语和故事框架。这不只是认识水平上远未达到《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程度,而且对《平凡的世界》的叙事企图,也基本一知半解。在我看来,单就《早晨从中午开始》论,当时40岁左右的路遥对我国各路文学思潮,包括该时间段国外文学流派的熟悉程度,恐怕没几个研究者能比得上。正因如此,《平凡的世界》才屡屡遭到退稿。可见,当时被先锋派文学、超现实主义文学和新写实主义文学思维所打造的大脑,是不想弄明白路遥如此写法的目的的。

  据说什么地方开过几次关于先锋派文学的纪念研讨会,紧接着,几乎一夜之间,以“先锋”作定语或中心词的论文,开始满天飞了。可想而知,以这样的应景思维来开列文学排行榜,怎么可能“经典”?不在流行趣味的风口浪尖,就可能遭致淘汰,这是排行榜中最难避免的一点。《平凡的世界》这部屡屡遭刊物退稿,出版前几乎没有完整发表过的长篇三部曲,是不是经典,不是哪个人能说了算。但直到今天,它竟然还能击中那么多人的心灵,而另一些风靡一时的作品,有几件还在读者的脑海中呢?那时候,没有文学排行榜,就算有,一个部分内容只被某地方刊物发表过的长篇小说,恐怕也没人愿意冒风险把它挤进审美上漂亮、内容上熟悉、思想上安全的排行榜吧?

2

        排行榜能不能促使文学进步?如果不是为着文学的进步,至少是文学思想上的些微突破,那么,权威的也罢,个人的也罢,恐怕都将失去意义。文学的进步的确很难量化,这一困扰至今高悬于批评者头颅,有些人甚至神经过度敏感,生怕稍有不慎得罪一大片。本人生来愚钝、鲁莽,就认一个死理儿。如果萧红的《呼兰河传》足够好,后来者便无须再去模仿了,也无需再期待第二部或第三部《呼兰河传》了。要期待或者要以它为参照标准,那就只能要求第二部或第三部超越该作;曹雪芹的《红楼梦》乃世所公认经典,可是,当我们不恰当地以此为具体评价杠杆之时,一对一式的细节便应运而生了,这是喜剧还是悲剧,抑或闹剧?另外,当我们觉得传统文化能拯救我们飘零的灵魂之时,凡讲仁、义、礼、智、信的故事,是不是都该划拨到“中国经验”一边而封赏为“杰作”?再者,“文化自觉”“身份危机”等不计其数的危机盛嚣尘上之时,我们是否也该对文化自觉了,危机解除了,身份确认了的文学形象、文学价值、文学叙事,瞥去会心一笑呢?还比如,当人们焦躁不安之时,突然看到来自西部的某个作品,被那里面的所谓安静、安详、慢、温暖、诗意所倾倒,恍然大悟,顿时觉得找到家了、找到根了,于是振臂一呼,到西部去!诸如此类,都不同程度表明,我们的文学排行榜既然免除不了个人趣味的偏狭和集团价值构造的动机,一旦被公布,文学读者实际接受的恐怕多是有害观点,那就与进步无关了。

  举个也许不尽恰当的例子。近年来少数民族题材文学特别流行,也好像特别吃香。研究者可谓搜肠刮肚,仿佛已经穷尽了少数民族的、边缘的、地方的、个人的所有知识和经验,其批判锋芒直指什么内在的、深处的和被遮蔽的矿藏,一经挖掘出来,所有现实问题和精神文化问题,看起来好像都得到了妥善解决。然而,只要仔细翻翻1998年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地域文化与文学”系列丛书,其研究眼光和思想见地,甚至词语都不用换,就能完完全全移植到现今似乎已臻学术前沿的青年才俊笔下。可是,时间到底已经过去近二十年了。答案只有两个,要么我们的文学的确没有变化,一直恪守书写人性这个永恒的“文学性”,或者一直致力于人之为人稳定而柔软的那部分内容,像一些研究者反复凸显的张爱玲、汪曾祺小说或者木心散文特点那样。要么我们的理论批评真的变化不大,严防死守文学的边界,过去审美过来审美,没词了,只好从头再重复一遍。但事实却不容狡辩。别的不说,单就新型城镇化而言,社会结构的突变和剧烈分化,一代或两代人的人生轨迹早已改写了,怎么可能仍然保持着那么一点可怜的“柔软的”“稳定的”东西呢?乐观一点估计,就算文化观念的变化很缓慢,今天仍需捍卫的那个“柔软的”“稳定的”东西,恐怕也不是传统社会或前现代社会的样子了吧!如果不在当今骤涨了的生存成本之上,衡量少数民族的、地方的、社区的和边缘的知识与经验,对中心的、高层的、强势的和新一体化的话语与既定思维的反叛,都云集在无限自我分解下去的自我确认上,文学恐怕也很难找到自我确认之外的意义感,更别说因突出的思想而流布了。

        所以,文学排行榜如果不是以文化现代性这个大的思想尺度为参照,倘若仍是个人经验规定性、当代文学学科规定性、文学理论知识惯例规定性和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规定性内的,是不会有什么显著突破的,就不是为文学的新经验聚焦的,也就很难说排行榜的分类越细越多,就一定越有利于文学的发展。有时候,情况可能会相反,造成相同趣味写作的扎堆和相似审美思想观点的云集,像社会分层那样,文学无法形成积极的上下流通。

牛学智: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

  (本文原载《长江文艺评论》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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